2014年6月14日,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高端论坛上海圆桌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召开。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彭青龙教授主持。本次会议以21世纪外国文学为讨论对象,主要议题包括当代外国文学创作与批评、跨国写作、文学与政治美学、空间政治、性别政治、生命政治、科技发展与伦理困境等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体现了当代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十位代表进行了大会发言,多位知名学者参与了点评与讨论,现将核心内容整理如下。

自非殖民化运动以来,民族自治、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学携手并进,关注本国主题,面向本土读者,采用地方语言,凸显地方色彩,一直是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原殖民地国家的主流和正宗。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起,更加关注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传承关系和对抗关系,推崇突显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拒斥总体叙事,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由于政治上的民族自治、文化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学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非殖民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思潮和民族文学的革命,随之出现了本土主题再发现的年代,文学转向小传统,转向本地人和本土素材,采用地方语言,摆脱正统英语,这些都成为新文学的显著特征。

直到近期,后殖民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向心性和内聚性,即聚焦于本土,强调“凡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意识在文学界根深蒂固。但是,近20年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变化。随着后殖民时期向全球化时期的历史性过渡,新西兰文学,或以新西兰文学为代表的后殖民地文学,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期。不同文化在更宽阔和深刻的层面,进行着交流、渗透和杂糅,文化壁垒及地理疆界被迅捷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技术冲破,作家的关注和视野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近20年来,殖民写作所建构的民族文学似乎出现了拐点,这种动向是离心的,是对向心的民族文学的反驳。

21世纪以来,新西兰当代小说是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新西兰当代小说从整体上对殖民文学有所突破,使之逐渐成为过去时。新西兰作家不再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概念划定的创作领域,转而书写世界,将全世界的英语读者设定为他们作品的读者对象。他们关心的人是地球上的公民,作品投向当下的关注点,风格上偏好超现实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整体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新西兰文学进入了一个突破创新、加速发展、包容杂糅、日益国际化的时期。

与此同时,全球化和民族多元淡化了民族身份,21世纪的新西兰作家更关注“地球人”而非仅仅是新西兰人的基本问题。以伊丽莎白·诺克斯和凯瑟琳·切杰等为代表的新西兰作家从写新西兰小说转向写“国际小说”,在带来巨大轰动的同时,也引起了学界有关“文学之本”的本质主义讨论,即民族性、地域性和随之而来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是否就是文学之本?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文化混血儿”,作家应该走出本质主义,走向文化杂糅;另一种观点认为,地域感和文化环境的具体性,使得想象文学获得代表性和感召力,因此只有民族的才能超越边界,因为历史、地域和文化是作家无法分割的情感根基。

新世纪伊始,美国文坛相对平静,呈现出多批判鞭笞资本主义社会、少讴歌主旋律之作的特点。“9·11”事件的发生,又使美国文坛喧嚣起来。我们可以说,“9·11”事件与美国文学,尤其是21世纪初的美国文学息息相关。

新世纪美国文学在秉承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思痛。在“9·11”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大多数后“9·11小说”跳过“9·11”事件本身,去书写这一事件造成的冲击和后果,通过刻画受害群,挪用各种媒介,达到特定的文学效果。但是,“9·11”文学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基本文学格局,作家在反思和再现“9·11”历史方面明显存在差异。不过从总体上看,“9·11”文学回应了恐怖袭击,从本土性和全球性两个方面表达着人文关怀。

以纽约为背景的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勾勒出“9·11”事件后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焦虑和恐怖心理,建构了21世纪初某种全球性的普遍的迷惑与茫然。尤其可贵的是,这些作品不再单一地写某个地域的暴力事件,而是总能将其镶嵌在更深广的历史和社会语景中,进而对全球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史及逻辑进行批判,高度体现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这又警示读者必须立足文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侧重观察这些作家是如何融见证创伤、创伤记忆与叙事,以及文学虚构等于一体,在后现代语境下思考创伤、书写创伤、诠释创伤并超越创伤,使之演绎成新的历史叙事和创伤书写,并从人性角度探索创伤救赎和人文关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