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根了！听说攻打天津的解放军要进北平了。

过年，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节日，但今年，对北平人来说，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年。1949年的春节，来得有些复杂。夜空中，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夹杂着轰隆的炮声和尖利的枪声，一声远，一声近的，听着，像是从天津方向传来的，由远而近。一辆黑色轿车正飞驰在前门大街上，箭一般驶进永定门大街……直奔南苑机场。上官飘坐在轿车后排，尽管她穿戴得很华贵，华贵得像个少妇，但她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眉宇间的稚气和天真还未褪尽。她的师兄盛春雷坐在她的左手边，看上去要沉稳老练得多。两人都没说话，眼睛注视着车前方。

借着微弱的灯光，上官飘看见，有的胡同里已经挂出了红灯笼。她想，如果不走，自家的门前也该挂出红灯笼了。她想起小时候，每到临近年根，父亲领着她扎灯笼的情景。有搁亭杆串的，外面糊上红纸，下面用薄木头板托着。木头板上钉颗钉子，钉子上面插上蜡烛。点上蜡烛，风一吹，蜡烛一歪，就燎着了，那是糊弄小孩的。用木头框钉的灯笼要瓷实得多，父亲用木头框钉的灯笼用了好些年。在五岁的时候，母亲没钱治病就去世了，她与父亲相依为命，她十岁就跟着父亲去天桥撂地，耍把式卖艺。突然有一天，父亲就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一个小女孩，如漂浮在大海中的一片树叶，随时都有葬身海底的危险。多亏了师兄的戏班子收留了她。这些年，她始终未忘了寻找父亲。所以，无论师兄如何劝她，搬个新家吧，她都不搬，她要等着父亲回来。成了角，有了钱，她依然不搬。如今，就要离开北平，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什么滋味，去和留，她都茫然。

车里的气氛异常沉闷，好像都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像是车里有颗炸弹，稍有不慎，就会一触即发。

对上官飘来说，这是在北平最后一个春节。她的手跟她的心一样惶惑，哆嗦着，打开精致的手袋，从里面拿出一朵红翠花，摘下头上美式窄沿黑色呢子帽，把翠花戴在鬓角。手哆嗦得厉害，戴了几次才戴稳妥，帽檐边正好露出那朵红色的翠花。

这红翠花原本是要大年初一戴的。过年，北平的女人，不管穷还是富，头上戴的红翠花是不能少的。往年可以去庙会买，是要挑上几朵的，过年的时候替换着戴，图个喜庆和吉祥。今年北平庙会没办，她就在走街串巷的翠花挑子上挑选了一朵。不知怎么，就挑了一朵，她现在有些后悔，应该挑上几朵，此去还不知能否买到翠花呢。即使能买到，也不会是北平的翠花。先戴上吧，就当大年初一吧，就算在北平过年了。好在师兄还送她一朵，她没舍得戴。

唉，今年是不能按着这样的习俗过了，上了飞机，就离开北平了。想着，她眼里竟衔满泪水……坐在她身边的师兄盛春雷，拍拍她的手，那意思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她的手还是抖个不停，她紧紧握住师兄的手，像是一撒手师兄就不见了。她不能再失去师兄，自从父亲失踪，师兄在她生命中充当了父亲的角色，是她赖以生存的依靠。

上官飘声音有些哽咽，耳语般地说：“听说天津解放了。”

“不，应该说沦陷。”盛春雷纠正着，他稍作停顿，“别难过，我们很快回来的。”

“听说台湾离北平远着呢。”显然，上官飘不相信盛春雷的话，“我就是不舍得离开北平。”

“暂时的。”盛春雷安慰着上官飘。

“非得要离开吗？我们可以隐姓埋名。北平那么大，在哪个胡同过不上一辈子。”上官飘失落地说。显然，师兄的话，并未带给她丝毫的安慰。

“师妹，” 盛春雷声音多了严厉，“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别忘了自己是谁。心里要装着……”他看着司机，有所顾忌，“使命。”

“听到逃亡我心里就慌，慌得不行。”上官飘轻轻拍着胸口。

师兄耐着性子继续纠正她，“是撤退。”

上官飘长叹一声，“我爸爸回来也找不到我了。”她用手绢擦拭着眼泪。

盛春雷伸出手，拍着上官飘的手，“有师兄在。”

轿车驶进了机场，一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机舱门开着。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站在舱门口，查看着每个登机人的证件。有的人被从旋梯上撵下来的，还有跟士兵争吵的，有急急忙忙往上走的。还有汽车不断驶进机场，机场一片混乱。军官们拉家带口、拖着笨重的箱子正上飞机。

轿车还未停稳，盛春雷就迫不及待地推车门下车，跑步到上官飘的这边车门，拉开后车门，说，快点，飞机座位有限。上官飘走下车，寒风袭来，把她吹个趔趄。按理说，她从小跟父亲练把式，到戏班子又跟师兄练功，这点寒风不至于把她吹个趔趄。她是心乏了，脚才没根。盛春雷扶住她，问她怎么了？上官飘说没事，可能是晕车了。师兄看她没事，急慌慌地去后备箱拿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