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获得新生。为让市民过个祥和喜庆的新春佳节，由著名诗人鲁藜任科长的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电影戏剧科，对影业登记和库存影片进行了审查。随后，全市有21家影院陆续恢复放映了国产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苏联片《胜利大检阅》、美国片《飓风》等13部影片。据当时的天津影业史料记载，1949年全年，各影院共放映影片余场，观众达264万人次。

作为当时天津军管会文教部文艺处首任处长的陈荒煤，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言：“我当时负责审查外国影片，也没有禁映过一部美国电影。”但不禁并不是不管，他们当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加强对影片的评论和对观众的引领。

文艺处副处长周巍峙在当年6月15日向中央提交的《天津文艺工作中的主要经验》中说明：“在电影方面我们推荐与介绍有教育意义的苏联影片及一部分中国影片，对那些宣传帝国主义思想，麻醉人民意识的影片，加以限制与严格的批评。数月内我们的干部写了150余篇影剧评，来进行这种在电影市场上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

在这些影评中，对美国和苏联影片评价较权威且对观众产生深刻影响的便是鲁藜的《津市解放以来的电影》一文。这篇文章刊发在当年4月的《天津日报》上。文章首先对三个月来上映的美国影片，如《仙女下凡》《绝虎岭》等进行了批评，指出“我们并不否认美国电影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有它的进展，但这种技术不是用来表现现实，而是用来构造空洞与虚伪的内容。”文章对苏联电影予以推崇。认为“贯穿着苏联电影中一个基本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有着高度思想性和目的性。因此，在全部电影中都是有着严肃的人生的主题思想，正确反映人民生活的现实，又教育了人民……而看苏联电影片子，感到自己在被提高，感到人格在被洗礼，感到生命增加了新的意识。”文章对解放区拍摄的首部故事片《桥》给予了高度称赞。同时对国统区电影做了不同性质的分类。认为《万家灯火》《八千里路云和月》《夜店》等是进步影片；《一个女人的经历》《同是天涯沦落人》《三女性》《街头巷尾》等“往往是消极的暴露，对真理是模糊的”；而《四美图》《红楼残梦》《如此繁华》《莫负青春》《龙凤呈祥》等则是“所谓黄色片子”。

不可否认，鲁藜的文章带有那个时代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历史转折特殊时期，电影市场能够迅速繁荣起来，正是在这种影评的引领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