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长期以来，围绕这一主题，文学艺术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长征就如同文艺创作的巨大“矿藏”，可以用不同方式、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开掘”。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江引》，丰富了红军长征主题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军事文艺创作的空间。

《乌江引》

庞贝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庞贝，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在出版这部小说之前，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无尽藏》《独角兽》，以及多部戏剧和电影剧本。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基于这样的职业背景，在历史题材的《无尽藏》和科幻题材的《独角兽》之后，创作这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于庞贝而言，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引》这部文学分量十足的军事题材作品，意味着庞贝在文学之旅的初心与回归，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长途远征和翻山越岭。

众所周知，在军事斗争中，情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假如无法准确掌握并破解敌军的真实情报，红军长征就会非常被动。如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所以能一次次成功避开敌军的围追堵截，和红军破译敌军密电有直接关系。红军长征中的“信息战”“情报战”，和正面战场一样，同样惊心动魄，极为考验红军队伍的智慧。长篇小说《乌江引》的重点笔墨，直指无形之中的“秘密战”。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经过两年、八省、两万五千里行程的战略大转移，红军三大主力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在长征史诗广为人知的史实之外，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传奇：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是“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他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情报，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例。

长篇小说《乌江引》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创作背景，以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在客观史实基础上，辅以文学的想象。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为关键、最富戏剧性的辉煌篇章。

《乌江引》既有历史的现场感、纵深感，又有文学的审美感和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小说在谋篇布局上，没有按照“起承转合”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展开，而是另辟蹊径，小说分为“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第二部分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小说用虚实相伴的复调笔法触摸历史、还原历史、书写历史，还巧妙地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整个二十世纪革命战争串联起来。这无疑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叙事功力。小说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在两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中，在后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和回忆之中，逐渐显现出一个无名者的“侧影”。“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由此，《乌江引》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意蕴：一个有关记忆与身份的现代主题。基于匠心独运的结构形式和故事、语言、节奏诸方面所呈现的质感，小说实现了非虚构史实和虚构性描写的完美融合，史学与文学交会，虚实相生，呈现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叙事文本。全书既有“秘密战”的惊心动魄，也有正面战场的恢弘壮阔。这是热血和勇气的展现，也是青春和生命的祭奠。在时间深处，在记忆深处，依然有这一代人不灭的身影，那是他们的信念、坚卓和智慧。

鲜为人知的是，红军对敌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并非始于长征，而是始于二次反围剿，“密码之父”曾希圣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精明强干的密电队伍，且很快在技术上达到当时中国军事密码破译的巅峰。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红军长征是夜中向前跋涉，那么中革军委二局是“灯笼”，是红军走向胜利的有力撒手锏。一般来讲，对于情报战题材的小说创作，很容易陷入各种技术的繁复表述，从而让作品显得头绪不清，主题弱化。但《乌江引》则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没有因为讲述的是密码破译的技术工作，就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智慧和战略决策还原成纯技术，而是巧妙地处理了密电破译和战略决策的关系，在不可辩驳的历史真实中展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智慧和胆略。